文｜胡天宝
上一个戊戌年的七月二十九，和我相依为命三十年的妈妈走了。
在她的手机通讯录里，我的名字叫“胡天宝”，这是她的奶奶给我起的，还给我表妹取名“马文阁”，虽然没有使用，我们却都很喜欢，署在此文最合适不过。
妈妈最喜欢古典音乐，每年元旦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锁定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其专注程度远超春晚。
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努力奋斗数年后，有了足够经济条件，可以带着她去维也纳现场听一次音乐会，那时的母子，再也不用隔着屏幕冲着金色大厅“流口水”，可还没等挣到钱，花钱的机会就已荡然无存。在妈妈的“周年祭日”有感而发，为保护隐私，文中隐去所涉及人物的真实姓名。希望此文可以为正在与癌症作斗争的无数家庭，提供一些参考，也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肿瘤君”可以通过科学的治疗尽早“滚蛋”。
年5月的某一天，当我看到那张A4纸的B超结果时，“癌”这个字像一颗沉沉的铅球，以极快速度击中了我的心脏。
妈妈很镇定，淡淡说了句：“看来是有点问题。”然后把头扭向一边，默默不语。而我使尽全身力气，只为控制我那只拿着B超纸的右手，不要在妈妈面前发抖。
之后，我们的生活轨迹和大多数肿瘤家庭一样，找专家选方案手术复查复发再找专家再选方案再手术再复查再复发。。。
幸运的人，会慢慢跳出这个循环，走向痊愈；不幸的人，则在2-3次循环之后，无力支撑。。。
舅舅带着我们，从到，医院到协和，又从天津一中心到中国医科院，一路咨询过来，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妈妈是幸运的，因为原发病灶只有1公分，属于极早期，一致对妈妈能够长期存活有信心。
射频、拴塞、局部切除、肝移植，治疗方法应有尽有，似乎选什么都是对的，尽管她看起来身材瘦弱，但一切都来得及。
年6月初，妈妈在行射频消融手术，9月底复查发现消融区附近有复发病灶，但尺寸很小，只有0.8公分，专家建议马上住院，却遭到了妈妈的婉拒。
妈妈开始怀疑西医治疗效果，想要寻求其他方法。
“抗癌”本就是一场用体力和金钱与时间赛跑的游戏。
进入10月，那是北京每年最舒服的秋天，我一边对妈妈发动“唇枪舌剑”的攻势，劝她尽早再次手术，一边又和她一起拜访各路体制外的“抗癌专家”，也因我对医疗体系外的抗癌方法抱有一丝幻想。
先是一位来自浙江的无执照老中医，据说江湖上很出名，称自己治好过无数癌症病人，他表示吃他的中药有个前提条件：必须把所有西药停掉，我说有些药贸然停掉会引起强烈反弹，那位老中医用很不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觉得这个办法简直是“赌命”，坚决反对。
接着遇到一位“顺势治疗专家”，说他自己研制的由上百种粮食果蔬混合而成的颗粒，吃进去后可以在一秒钟内抵达病灶，进而对抗癌细胞，称自己的产品是当前中国食疗的最高境界，价格一盒元，一个月用四盒，三个月一个疗程，那位专家还特意提醒我们：如果没带够现金可以扫码支付。。。
后来又出现了一位老阿姨，称自己经常接受央视采访，主张通过按摩经络抗癌，并成功治愈不少病人。我心想：反正是按摩，即便不能抗癌，也能让妈妈得到身体的放松。事后有朋友怀疑这个办法可能会因增加肿瘤血供而适得其反。
接着又通过熟人，联系到了在美国的一位华人医生，这位医生研制了一种营养类胶囊，说是长期食用可通过提高免疫力抑制癌细胞扩散，不过和上面三个人不同，她没有把话说满，“我这里有成功的案例，但不保证你们就能有效果，只能吃着试试看。”
在国贸附近的一座写字楼里，我们拜访过一位来自台湾的朗先生，他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拿出一张A4纸，在上面简单画出了我妈的人体轮廓，“我为你妈妈做一次全身扫描，我会拿着笔在纸上从头画到脚，如果画到哪个部位笔画加重，就说明这个部位有问题，整个过程你们都可以录影。”
说完，郎先生开始拿笔画了起来，嘴里念着类似闽南语的咒语，在多个部位都加重了笔画，也包括“肿瘤君”所在位置。临走时，朗先生告诉我们，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可以给他打电话，他会通过手机救援。
后来舅舅分析：人到中年，一些器官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朗先生可能是依据这个规律“画”的。
绝大部分抗癌家庭都会选择中药辅助，我们也不例外。医院的徐主任、国际部的李主任、医院的孙主任以及廊坊某村庄直接用眼观察就能判断你有几个病灶的80后“神中医”，几乎所有在北京的“网红中医”，都让我们拜访到了。
妈妈自九十年代初，肠胃就虚弱，这些年一直没胖起来，而吃中药的前提就是你一定有个好胃。
被喻为当今中国气功届领袖的“庞老师”给妈妈开的药方
从10月开始，妈妈每天都没断过，最高峰时一天吃过四顿中药，这对她是沉重的负担，有时为了喝中药连饭都吃不下，时间一长，消化功能慢慢下降，各种中药自然无法持续。所以，中药在妈妈的抗癌路上，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我并不确定。
在我以及众多亲友的劝说下，妈妈终于在11月再次入院，不过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病灶已从9月底的单个0.8变成了五个，而且每个都在1.5以上。主管大夫把我和妻子叫到办公室：
“这种情况手术的难度加大，一次手术可能做不完，需要两次手术，而且预后不好，你们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预后不好！”这几个字对我的打击要比最初看到B超结果上的“癌”字还要剧烈，5月时专家们还都对妈妈的预后抱有信心，怎么也就过了半年，就成了“预后不好”了呢？
我能接受“癌”，却没有勇气面对“预后不好”，这大概就是作为儿子在面对曾经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母亲时，无法掩盖的脆弱之处吧。
接着，科室主任把我叫到一边，“我们评估了一下，这手术在我们这没法做，你们抓紧转科吧，看看王主任那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回到病房，告诉妈妈可能需要转科，从她的定住眼神可以看出，这个消息对她内心的冲击很大，但妈的表现依然淡定：
“哦，为什么呀？”
“如果在这里做射频，可能需要做两次手术，转科用介入栓塞的办法，一次性就能解决。”我也强装淡定的回答。。。
转科程序很快完成，我心里清楚：介入栓塞由于要注射化疗药，其副作用比射频消融大的多，尤其影响消化功能，但病灶已是多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局部切除、肝移植似乎已不是最好选项。
11月24日下午，当妈妈被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其状态和脸色以及说话的力气都大不如第一次术后。
我和妻子开始分工，我值通宵夜班，妻子值白班并负责妈的一日三餐，医院里的饭，加上术后副作用，饮食需特别注意。
第二次入院，妈妈在护士站登记信息
我们开始自己准备小锅、刀具、案板以及油盐酱醋，偷偷在酒店房间里做饭，别人住酒店每天都要提醒服务员收拾房间，而我们恰恰相反，每天早上都提醒服务员不要收拾房间，生怕被发现宾馆变厨房。
这样的努力并不能代替术后的痛苦，每到深夜2点多，妈妈就会感觉腹部以及拴塞区域有明显的疼痛，虽然痛级没有达到使用止疼泵的水平，但难受程度还是会让她无法在床上平躺，需要坐起来并且佝偻着腰才能稍微舒服。
直到术后两周，状态才得以恢复，血液肿瘤标志物已大幅下降，达到了出院标准。
12月初，等把妻子送出国后，我就和妈妈一起回到衡水养病。
我们家和姥姥住对门，姥姥患小脑萎缩多年，平时有很多亲人照顾其生活，两家对门来去方便，亲人们在照顾姥姥的同时又照顾我妈的饮食和起居，而我则获得了久违的放松。
年1月，也就是术后一个月，我带着妈妈去复查，主管大夫见了她的状态很是惊讶，“你妈妈的恢复速度要比我们很多病人都要快，真是不错呢。”
我和主治医生一起在医办室看复查所拍的核磁片子，医生拿着记号笔在片子上画了个小红圈：
“一共五个病灶，其中四个应该是封住了，只剩一个看似有血供迹象，这次不折腾她了，下次复查如果活性明显，再做一次拴塞也来得及。”
年的春节，本想在这暂时的平稳中度过，没想到来了“惊喜”，据亲人介绍：一位退休老干部患了同样的肿瘤疾病，在医院里输了几个疗程的免疫细胞，肿瘤标记物下降明显，病灶也有缩小。
妈妈正好与这位老干部相识多年，我们迅速拨通电话，阿姨详细介绍了自己接受免疫细胞治疗的感受，“效果真的很好！瘤子缩小了，而且还是医保项目。”
从第二次手术中逐渐恢复状态的妈妈
我迅速为妈妈办理了哈院住院手续，决定尝试一下，这种细胞的主要成分由“脐带血”构成，其原理是通过活化培养，把9次方倍数的免疫细胞输入体内，以“人数优势”对抗癌细胞。尝试输完第一个疗程之后，妈妈自身感觉还不错。
3月初，哈院核磁室传来一个消息：妈妈的最新检查结果无论是肿瘤标记物还是病灶尺寸，和拴塞术后比均无变化。我被这个结果振奋了，舅舅也被振奋了，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被振奋了！这是否意味着妈妈的肿瘤就此被攻破？想想就是满心欢喜！
4月，满医院输了第二个疗程。
上天居然如此“不仁”，没有让这欢喜和信心持续更长时间。
5月，查得妈妈的肿瘤标记物血液指标忽然间较术后翻了四倍，数值之高让我错愕不已。一天也没敢耽误，带着妈妈到北京见了主治医生，医生倒是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嗯，是到了该做的时候了，不过现在没有床位，你们先回去等通知吧！”
本因等床位从北京回衡水，竟彻底改变了我和妈妈抗癌轨迹。
90年代初，妈妈开始不断闹肠胃疾病，除了喝中药治疗外，她还通过练习气功改善了消化功能。
我明白她下一步的意图，恰逢有两位妈妈的“好朋友”不失时机的出现，一位是报社的老同事，另一位是市五院的医生。他们都一致向她推荐“气功抗癌”这条途径，并介绍了两位“李老师”，一位在衡水，另一位在北京，一位通过自己的手向病人发功，另一位通过自持针头发功治病，一位收费/次，另一位收费/次。
在衡水时，妈妈经常把李老师请到家里为自己和姥姥发功。后我又陪她去北京拜访了另一位李老师，妈显然认为这位李老师的“功力”更强一些，打算长期留在北京接受“治疗”。
我赞成她留在北京，是存有“私心”，因为一旦通知有床位时，可以方便办理住院，可妈妈因抵触西医治疗加之李老师的“保票”，对再次住院的兴趣几乎没有。
这期间，因“魏则西事件”，包括衡医院都停用了细胞疗法。而妈妈恰好在此时结识了北京气功圈内的多位“老师”，其中有老师建议不应该只被动的接受发功，应该走入“场”里，与其他功友一起练功，形成良性互动，更有助治疗。
7月1日，妈妈在我的极力反对下，还是去了秦皇岛天马湖边上的元康气功中心。巧合的是，几天之后，来了床位通知，我再次发动“攻势”劝她住院，只得到“我再考虑一下”的回复，我明白这“考虑”是断然拒绝的潜台词。
天马湖的环境优美静谧，适合病人休养生息，但因深处远郊，周围既没有干净好吃的馆子，又没有大型超市，恰恰赶上气功中心食堂水准差到极点，炒菜看起来像是油水煮菜，隔天早餐才会给每人发一颗煮鸡蛋，粥更是水和米粒的“强硬结合”。
有功友忍无可忍，气冲冲跟食堂师傅讨要说法，但无济于事。妈妈不是那种善于“维权”的人，对他人能宽容就宽容，能帮助就帮助，自己只能想办法在房间里用小锅做些应心的饭。
那时我所在公司承担了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农业提升项目，从做预算到招投标，从施工资料制作到后期验收审计，所有的文案材料均由我牵头和同事们完成，同时又参与到公司马上启动的地产项目中，任务量带来的工作压力让我无法天天陪妈妈在天马湖练功，只能在看望她时或通过快递寄去她喜欢的笨鸡蛋、小米、水果等。
让我意外的是，我妈有天居然让我给她快递火腿、午餐肉，以前这些东西都是求着她都不会吃的。看着她每天都过的充实快乐，和老师功友们相处融洽，精神状态愈发向上，我也开始对“气功抗癌”有了些许认同感。
这时发生了一段插曲，妈妈在9月份从秦皇岛到北京再次找“李老师”发功治疗，主要原因是李老师作为气功届有地位的一员，一直反对把病人聚集在一起练功的模式，他觉得这无助于改善病情。
不过到了11月，妈妈又迫于经济压力再次回到天马湖，毕竟每天花发功治病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担。她和李老师仍然保持着“医患关系”，隔几天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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