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手环行动

“倒金字塔形”重压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最多的国家,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人数也是最多。虽然如此,中国尚未进入爆发出全部威力的那一天。然而,我们距离不远了。

年6月,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一个由跨国合作团队完成的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类型痴呆症流行病学调查的荟萃分析。医院的王华丽教授介绍说,这是迄今为止比较权威的关于中国痴呆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该研究显示,年中国有万人患有痴呆症,其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为万。相比之下,年中国痴呆症患者为万人,而阿尔茨海默病仅有万人。

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这项研究由澳大利亚艾迪斯科文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嵬领衔完成。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前,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英文简称ADI)曾在年首次对世界上11个地区的痴呆症患病情况进行过估算,结果认为,中国痴呆症的疾病负担要比其他中低收入地区低。然而,这项基于多个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的分析,却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有对中文文献做完整的系统性回顾。

因此,当王嵬作为通讯作者的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远在澳大利亚珀斯的王嵬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一结果显著高于ADI对中国痴呆患症发病情况的推断,比之前估计的数字增加了万。在该论文发表以后,ADI在《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中据此更新了中国的数据。

王嵬表示,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与年龄密切相关,患病者年龄通常都超过75岁。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居民较少能达到这个岁数,因此,阿尔茨海默病一直是发达国家的专属。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均寿命延长,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该病患者数量在中国迅速上升。此外,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与过去相比,如今也有更多的痴呆症患者被诊断出来。

除了上述原因,王嵬指出,还有一个特殊因素使中国老年痴呆症形成持续高发的态势:自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如今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老年人在整个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仍在日益增加。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2亿老年人口数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假如把这个数字看做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也能排在世界第四位。未来20年,中国平均每年将增加万老年人,到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由于西方国家医疗水平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王嵬说,他们的阿尔茨海默病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稳中有降的水平。而中国的病患数量还在不断攀升中。在不久的将来,伴随中国的老年人口达到峰值,阿尔茨海默病患病人数也将到达顶峰。根据他的模型估算,到年,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人数将达到万。

“这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炸弹都快爆了,可我们还没做好准备。”王嵬表示。

家属认知不全,诊断费时

普通医生往往几分钟就看完一个病人,而作为一名以治疗痴呆出名的精神科医生,王华丽出门诊时,在每个病人身上至少要耗费30~40分钟的时间。王华丽工作效率“低”的原因,是她在看病时,不仅需要详细地问诊,还要分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向患者家属传授该病的科普知识与照料常识。建立家属对该病的全面认知,是她“治疗”的一部分。

王华丽说,5年前,社会上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是什么,5年后的今天,由于媒体的报道与许多电影、电视剧的宣传,大家对这个病名都不陌生了。但知道不等于就会来积极治疗,如何将认知转化为行动,才是人们下一步要努力的。

无解药就不求治

在老人在出现痴呆症状之后,向南一家并未及时为其寻求治疗。对此,她解释说,以前听朋友和媒体报道说,老年痴呆症没有特效药,使他们对这个病不抱希望。然而,王华丽说,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人们并不知道,尽管目前没有可以根治的药物,但如果病人能够接受早期诊断,坚持长期服用合适的药物,再加上良好的护理,是可以延缓患者病情发展的,同时也能极大地减轻家属的负担。

“如果没有积极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用不了三五年就会从最初较轻度的短期记忆丧失症状,发展到较为严重的阶段——完全失忆,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大小便失禁。而如果采取措施,就能尽量延缓这一天的到来。”王华丽说。

王嵬也表示,在如何对待和管理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上,应当借鉴艾滋病的成功防治经验。人类至今也没有攻克艾滋病,但对艾滋病患者采取了积极治疗措施,对高危人群实施了积极预防的策略。类似的,尽管我们没有搞清楚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理,也没有找到根治药物,但不应当待在原地什么也不做,而应当推广早期诊断、积极治疗的理念。阿尔茨海默病与吸烟、缺少锻炼、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因素都有密切联系,应当向老年人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耻感文化

造成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延迟诊断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耻感文化。即使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患者家属,常常也不愿公开自己家中有痴呆症患者这件事。患者本人在头脑尚清醒时也难以接受自己将变得痴呆的事实。

家住北京天通苑的曹桂荣说,她的丈夫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后不久,便主动提出搬家,不愿再与先前的同事住在一起。而在丈夫患病的前几年,当有媒体找上门要求采访时,她和家里人都婉拒了。当时她们认为,在电视和报纸上公开地讲自己家里有个痴呆病人并不是一件光荣或值得去做的事。

王嵬说,中国科研领域和全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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