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葆华
年后几天，父亲饭量大减，动一动就呼哧呼哧地直喘。八十多的老人了，加上脑子又有点糊涂不好使，任医院。最后好说歹说，软缠硬磨，医院查查。
面对医生的问询，他竟然说的头头是道，表达前所未有的清楚明白，比如“我有没有病，自己知道，心里难不难受我还不明白吗？”再比如“我知道孩子都是好心，检查一下他们就放心了，回到家再也不要提看病这事了”。他还颤颤巍巍地试图在医生跟前站立起来，再走两步，以证明他身体健康如常。
他把自己没病说的再言之凿凿，结果自然都由不了他。等父亲自信满满掀起前胸的衣服，大夫用听诊器听过之后就说：去做全面CT检查，至少老人家肺部出了问题。父亲好歹给了穿白大褂大夫面子，没有再态度激烈地对有病矢口否认，从而没有让那位据说从业三十多年的资深大夫下不了台。接下来，他只得无奈而委屈地由着我搀着去进行一项又一项繁琐而冗长的检查。
那位大夫把所有检查结果看了一遍以后，说的干脆简洁不容置疑：小脑萎缩，肺部感染，马上住院治疗。在这以后更是由不得父亲，他就像一个不怎么大牌的演员，就是在自己的戏份里也只能听任导演安排，完全不能自主发挥。开始输液的时候，看到我抱着大大小小瓶子足有五个之多，他突然情绪非常激动：“检查检查不就完了，还要打针！打针就打呗，还一打这么多！不打了，我回家！”。忙着找血管的护士见他不配合，就面无表情地说“有病不打针怎么行！”，护士的话显然起了作用，他眼睛一闭，不再作声。可能是护士和医生都身穿白大褂吧，一向老实本分的父亲兴许对所有职业服装都心生敬畏，护士走后，父亲眼睛慢慢睁开，开始紧盯着吊瓶，仿佛已经耗完所有的耐心，表情痛苦如受大刑。再换第二瓶就死活也不愿意，反正一个要求，就是拔针走人。当然还是由不得他自己，面对一个脑子不再好使的老人无理要求，不能妥协的同时自然还得讲究策略，我便想方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引着他把目光移到窗外，这一招果然奏效，他看到了外边大楼上醒目的红字，那一瞬间他眼睛亮了。
曾执教乡村学校几十年的父亲，一直都把教人念书认字引以为傲，直到暮年都对文字保持着一种职业敏感。他当即表情阴转多云，多云转晴。在他念完大楼上所有的字以后，我又就地取材，拿起来病房窗台上印有“住院须知”的硬纸板给他，意犹未尽的父亲又接着一字一句认真念起来，念到住院人员要听从医护人员安排，不能吵闹喧哗的时候，我便趁热打铁地说：“你看，和咱一个室里的都安安稳稳打针，我们也要学习人家，不听医生的话还大声吵闹，不能叫人家笑话咱”。如此连哄加劝，总算把针打完。以后几乎每天打针父亲还是旧病重犯。都说老年人就像小孩子，这话一点都不假。他也知道在不配合打针这个问题上我既不迁就更不退让，还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就是毫无作用也每次都要冲冠一怒，可能就是仅仅表达一下无故让他住院治疗的不满和愤慨。我当然也是每天都耐着性子和他想方设法周旋，打完一瓶说一瓶，一瓶一瓶哄着打。那缓慢滴落的针剂在熬着父亲更在熬着我。
每天一瓶一瓶输液历经波折困难重重，也总能苦心人天不负打完最后一滴，以至于我在叫护士起针时总是感觉一身轻松如大刑得免。因为输液父亲的状况一点点好转，又而给他拒不配合带来越来越足的气力，尽管每天我都在苦撑苦熬，被拖得疲惫不堪，还是愿意被父亲无理取闹，甚至心里会油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自留地